原藏于瞿曇寺的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像，是青海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無聲地訴說著600多年前瞿曇寺之盛況。

　　走進青海省博物館，按照瞿曇寺隆國殿等比例微縮的木質(zhì)模型占據(jù)著展廳醒目位置。

　　從1982年編著《瞿曇寺》一書至今，謝佐始終對瞿曇寺一往情深。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青海第一批藏學研究專家，謝佐為何持續(xù)將目光聚焦于河湟谷地的瞿曇寺？這座被譽為“高原小故宮”的藏傳佛教寺院又深藏著怎樣的奧秘？

　　道中華：多年來您潛心研究瞿曇寺，想必感受尤為深切。在您看來，這座寺院究竟有何特別的魅力？ 

　　謝佐：瞿曇寺所在的樂都是我的老家（現(xiàn)海東市樂都區(qū)瞿曇鎮(zhèn)），我兒時常常在這座寺院的周邊玩耍。多年以來，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瞿曇寺的探究，這其中既是鄉(xiāng)愁鄉(xiāng)情所系，更主要的則是因為這里的社會變遷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我對民族關系、對藏傳佛教的認知。

　　瞿曇寺坐落于湟水南岸，這一地區(qū)是往來東西的交通要道、進出藏地的必經(jīng)之所，對歷朝歷代經(jīng)略西北、治藏安藏至關重要。

　　瞿曇寺之所以青史留名、倍受關注，主要在于它不僅是明代在安多涉藏地區(qū)由皇帝敕建的具有漢式風格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區(qū)至今保存最完整的集土木建筑、壁畫、雕刻于一體且實用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建筑整體，還因為其創(chuàng)始人三羅喇嘛及其卓倉家族為明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轄和治理涉藏地區(qū)發(fā)揮了較大作用，作出了積極貢獻。

　　與青藏高原常見的藏傳佛教寺院有所不同，瞿曇寺與北京故宮的建筑風格同出一脈，充分顯現(xiàn)出皇家風范。其建造規(guī)格之高、格局之宏闊、技藝之高超，實屬罕見、尤為珍貴。其所承載的建筑、雕塑、繪畫藝術和珍貴文物，無不是青藏高原佛教中國化、漢藏友好關系最鮮活的歷史實證。

　　 道中華：無論是當年明代中央政府對瞿曇寺的營建護持，還是600多年來瞿曇寺的安然存續(xù)，都體現(xiàn)了它的特殊地位。那么，擁有特殊地位的這座寺院當初有著怎樣的建造過程？

　　謝佐：元末明初，原籍西藏山南卓瓏地方的三羅喇嘛在青海湖地區(qū)修行，曾“為書招降罕東諸部”，率領家族和罕東諸部歸順明朝，于朝廷統(tǒng)轄西北、穩(wěn)固青藏地區(qū)有功。后來，他又率部眾東遷至碾伯一帶，認為此地有“佛鳳虎之勢”，便選址開始興建寺院，即如今瞿曇寺大殿所在的位置。

　　公元10世紀末，藏傳佛教進入“后弘期”，各大教派為求得生存空間紛紛與地方貴族勢力相結合，為青藏高原政教合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羅喇嘛遠赴應天府（今南京）謁見明太祖朱元璋，“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開國皇帝欣然為其廟宇賜名賜匾，即珍存至今的瞿曇寺殿外的“瞿曇寺”橫匾一方。當時，三羅喇嘛還被賜封為西寧衛(wèi)僧綱司都綱，掌管一方政教事務。

　　據(jù)寺內(nèi)“御制瞿曇寺碑”(1408年)記載，“刺麻三羅，葳揚佛法，忠順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賜其所居寺額曰瞿曇”。

　　這與《明史稿》所述相吻合。

　　到了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專門調(diào)集宮廷工匠赴青海為瞿曇寺建造殿宇佛堂，并派遣四位太監(jiān)和指揮使田選奉旨監(jiān)工。這次歷時35年的擴建，使瞿曇寺大致形成了如今之規(guī)模。整個明代，先后有七位皇帝下達7道敕諭、兩道誥命以維護瞿曇寺的地位，并御賜大量精美器物。到了清代，又對該寺進行過修繕。

　　 道中華：如您所言，瞿曇寺的建筑藝術頗具皇家風范，有著明顯的中原漢式風格，是我們了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建筑。請您具體介紹一下它的建筑形制以及藝術特點。

　　謝佐：瞿曇寺之所以被稱為“高原小故宮”，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超高規(guī)格的建筑形制，某種程度上可媲美同時期營造的北京故宮。這座寺院占地面積約40畝，坐西向東，背靠羅漢山，面朝瞿曇河、鳳凰山，依地勢高低而建，于中軸線上修建了瞿曇寺殿、寶光殿、隆國殿，三座殿堂層層遞進、左右對稱，并配以回廊、鐘鼓樓、藏式白塔、配殿等附屬建筑。

　　從山門殿入內(nèi)，有御碑亭院，其形制如同故宮角樓，左右分別是立于永樂年間的“御制瞿曇寺碑”“御制瞿曇寺后殿碑”。往后，由金剛殿至隆國殿兩側(cè)均圍以廊廡并連檐通脊，恍若畫軸長卷。尤其是隆國殿兩側(cè)的抄手斜廊格外珍貴，這種唐宋時期頗為流行的回廊規(guī)制，如今全國僅此一處尚存。

　　作為整座寺院中最大的建筑，隆國殿以北京故宮奉天殿(今太和殿)為藍本修建，建成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殿前左右對稱的大鐘樓大鼓樓則模仿奉天殿兩邊的文樓和武樓而建，屬于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程式。

　　 道中華：瞿曇寺的回廊堪稱我國古代建筑史上的精品，而繪于其間的壁畫更是享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曇”之美譽。關于這些壁畫，您覺得有哪些值得特別關注的？

　　謝佐：瞿曇寺的回廊既是建筑藝術的長廊，也是繪畫藝術的長廊。除了佛堂大殿內(nèi)外的壁畫，走廊中的壁畫最為精美。敦煌壁畫的繪制年代主要是從北魏至元代，而瞿曇寺壁畫正好彌補了其后明、清時期的空缺，對我國西北地區(qū)的寺院造型藝術有著重要影響和輻射作用。

　　目前，瞿曇寺有保存完整的壁畫廊28間，面積超過1700平方米，主要用連環(huán)畫形式講述了釋迦摩尼從降生到成佛的故事。

　　其中的《深山朝佛圖》頗具深意：年輕的高僧在深山盤坐修行，一些趕著牦牛的信眾手提奶桶、身背酥油從各地前來供養(yǎng)，而畫作左側(cè)則是身穿盔甲、揮舞大旗的一隊人馬，似是尋人而來。

　　整個畫面生動寫實、引人遐想，似乎在印證著民間關于建文帝逃離宮廷隱居瞿曇寺的傳說。

　　融合了漢、藏乃至域外民族藝術風格的瞿曇寺壁畫，堪稱明代壁畫藝術的高峰之作。其中，三大殿的壁畫明顯受到尼泊爾風格的影響，同時又不乏明代繪畫藝術對人物花草鳥獸造型的細致刻畫。殿中的五方佛造型來自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則出自漢傳佛教。在回廊壁畫中，鮮明展現(xiàn)出中原地區(qū)青綠山水畫風，這種風格又影響了高原本土畫派的創(chuàng)作。而壁畫中清代的補繪部分，則明顯可見唐卡等傳統(tǒng)熱貢藝術的技法。

　　 道中華：這座明代中央政府格外青睞的寺院曾連年獲得賞賜，由此遺存下來的許多國寶級文物見證著那段歷史。請您講一講這些文物的故事。

　　謝佐：確實如此，瞿曇寺當之無愧是青海地區(qū)明代文物的一座寶庫。其中，省博的“鎮(zhèn)館之寶”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像，就是寺院上層“灌頂凈覺弘濟大國師”班丹藏卜離開應天府返寺時帶回來的。這尊寶相莊嚴、栩栩如生的佛像高1.46米，底部刻有藏文、漢文和梵文，是我國現(xiàn)存最高、最大的銅鑄菩薩像，不僅代表了明代銅鎏金造像藝術的最高水準，更體現(xiàn)出明代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倚重。

　　存于瞿曇寺隆國殿內(nèi)的花斑玉制須彌座規(guī)格極高，四周雕飾以祥云、蓮花紋樣。寶座前豎有一木牌，通高約2米，從左至右依次用梵、漢、藏文書寫“皇帝萬萬歲”鎏金字，四周刻有騰龍、蓮花、牡丹等圖案，制作精美。由此可見，當時僧俗群眾在供奉佛祖時不忘朝拜皇帝，是神權與皇權并立的真實寫照。

　　同樣立于隆國殿內(nèi)的“象背云鼓”也讓人過目不忘——優(yōu)雅的石雕大象跪伏于花斑玉須彌座之上，鼻卷蓮花，悠然回望，背上托起木雕的疊云，云間架起一面真鼓，寓意吉祥和諧。這一石雕珍品由明代初年的宮廷匠人特制，現(xiàn)已成為海東市旅游標志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靈感之源。

　　在寺內(nèi)的鐘鼓樓中，還珍藏著《甘珠爾》《丹珠爾》《宗喀巴大師文集》等藏文佛經(jīng)及著作400多卷，研究價值不菲。這些，都有待我們?nèi)ミM一步整理、研究。

　　 道中華：瞿曇寺是如何成為明代經(jīng)略西北、穩(wěn)固青藏的重要紐帶的？

　　謝佐：當年，明代中央政府為瞿曇寺賜匾額、修佛堂、派太監(jiān)、立碑記、封國師、賜印號，以寺院為紐帶加強了與青海地方上層政教首領之間的領屬關系，客觀上起到了穩(wěn)固統(tǒng)治、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積極作用。瞿曇寺的顯赫地位和重要影響，是施行“多封眾建”“因俗而治”“土流參治”策略，不斷賦予藏傳佛教寺院以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權力而逐步形成的。

　　不僅是宮殿式建筑風格賦予了瞿曇寺的崇高地位，而且整個明代瞿曇寺上層與皇家的關系從未間斷，并使其成為當時河湟地區(qū)的政教中心。在受到朝廷“恩遇”時，僧眾也以“進貢方物”“撫化部族”“焚修香火、聆僧通經(jīng)”作為回報。每有寺院的國師進京朝貢，必獲皇家的厚重賞賜。

　　瞿曇寺鐘樓上有一口鑄于明宣德年間的青銅巨鐘，當?shù)孛裰V贊嘆說“樂都鐘響，化隆馬驚”，便從側(cè)面反映了當時它的影響力之廣、之深。

　　歷史上瞿曇寺曾領屬十三寺，皇家分封“卓倉七條溝”作為其“香火地”，當?shù)馗髯迕癖姸枷蛩吕锛{糧草、支差役，周邊的草場、森林等不動產(chǎn)也統(tǒng)一由寺僧所管。明代末年，該寺僧眾一度達到500多人，盛況空前。

　　 道中華：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來觀察，歷史上瞿曇寺所在的河湟谷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現(xiàn)出了怎樣的狀況？

　　謝佐：青海省東部與甘肅蘭州以西相交匯的河谷地帶，即為我們常說的河湟谷地。這里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場域，世居有漢、藏、回、蒙古、撒拉、土等民族。

　　明宣德三年(1428年)， 明代中央政府于青海西寧開儒學、建文廟，實施開科取士政策，加之“移民實邊”已久，使得儒學教育越發(fā)普及。在中原文化長期浸潤之下，河湟谷地日漸形成儒釋道文化、藏傳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等共生共存的人文景觀。

　　在河湟谷地，儒家文化與藏傳佛教文化的互動普遍而深入。比如儒家的仁愛觀與佛家的慈悲為懷，儒家的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與佛家的克己慎行、正己化人，等等，具有高度一致性，它們都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

　　透過瞿曇鎮(zhèn)楊、盛、徐、剛、李等姓氏的家譜也可以看到，當?shù)卦S多人的祖輩來自江浙、江淮一帶。他們或許是當初參與建寺的工匠，也可能是移民實邊的士卒，還有做買賣的小商小販，落腳湟水兩岸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最終成為地道的高原人。（受訪者簡介：謝佐，青海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教授，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

　　【以上內(nèi)容為專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strong>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責編·流程制作：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