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國家治理便是每個歷史時代的人們共同面對的主題。不過，國家治理能夠達到什么水平，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nèi)绾卫斫馍鐣紊睢Ｔ谥袊糯鐣?，“民惟邦本”（后來人們常說的是“民為國本”）是對社會治理過程有著深遠影響的思想觀念。

▲西周初期周公旦總結商亡周興的歷史經(jīng)驗，最早提出“敬天保民”的主張，強調(diào)敬從天命、懷保小民、施行德政，奠定了后世民本思想的理論基礎。

國家者，士民之居也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出于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雖然古文尚書成書年代較晚，但“民惟邦本”的觀念卻是商周時期流傳下來的，這可以從西周初年的歷史文獻中得到印證。顧名思義，“民惟邦本”，就是說民眾是國家所以存在的基礎。

古代中國人不像古希臘人那樣，把神看作是真理和正義的唯一來源，認為整個世界的秩序決定于神的意志，也不像中世紀的歐洲人那樣，認為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上帝決定的。于是，當人們有能力對社會政治生活進行反省的時候，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類社會本身，更多地注意到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通過對人的認識來理解全部的社會生活，去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共同的思想方式。

當中國人站在人的立場上，從人的視角去理解社會生活的時候，他們首先看到的是君、臣、民這樣一些生活在不同社會位置上的人，這些人由于社會地位不同，自身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也不同。

古代思想家認為，作為人口的大多數(shù)，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絕對的重要性，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就君主、民眾與國家三者的重要性加以比較，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民眾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眾是國家存在的基本條件，如果沒有民眾，國家將不成其國家。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士》）一個國家得以存在下去的前提，就是使自己成為對民眾有吸引力的國家，而良好的國家治理，符合道義的政治生活又是民眾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前提。

民眾是國家所以存在的前提，也是君主成以成其為君主的前提。戰(zhàn)國時期的荀子曾經(jīng)用魚與水來比喻君主與民眾的關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搅颂拼懹^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對荀子說的這一道理做了進一步的說明，魚離開了水，就無法存活下去，而水離開了魚卻照樣是水。所以，在君主與民眾之間民眾更為重要。

▲西周早期的何尊，上鑄有最早的“中國”二字，其“國”字為持戈守城之意?！秴窃酱呵铩份d：“鯀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闡釋了國家與民眾的密切關系。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國古代思想家在討論民眾的重要性時，是把民眾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在他們看來，民眾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著決定性的力量。這一力量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秩序，民心向背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

孟子在總結夏商周三代興亡陵替的歷史時說，夏商兩代王朝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孟子這一說法是對的。歷史上，沒有哪一代王朝在失去民心的情況下能夠長久地維持下去。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要維護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就必須獲得民眾的心理支持，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如何能夠獲得民眾的心理支持，古人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統(tǒng)治者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不要違反民眾的意愿，把民眾喜歡的東西給予民眾，而不是把民眾不喜歡的東西強加于民眾，“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保ā睹献印るx婁上》）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要訣就是按照民眾的心愿去辦事，這是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在治理觀念上的真實體現(xiàn)。按照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邏輯，要想知道統(tǒng)治者政治舉措的對錯，根本的判斷標準就是符合民眾的意愿。在民意以外，任何其他的東西都不重要。

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承認神的存在，不過，古代中國人觀念中的神，只是卜問吉兇得失的對象，而不是道德真理的來源。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古人都認為，當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事務需要做出決定時，關鍵是要聽取民眾的意見，而不是獲得神靈的啟示，春秋時期的人們便已經(jīng)明白了這一道理，“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span>

中國古代社會所以沒有經(jīng)歷過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神學統(tǒng)治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惟邦本”的治國理念排除了宗教神學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可能。

▲孟子與梁惠王討論“利國之道”，主張“民貴君輕”，強調(diào)“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圖片來源：頭條@愛我國學）

愛民、利民、惠民

中國傳統(tǒng)的“民惟邦本”的觀念，在高度重視民眾的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diào)掌握權力的統(tǒng)治者對于社會應盡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使手中的權力，愛民、利民、惠民，保證民眾基本的生存條件，從而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

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在闡述統(tǒng)治者應該如何治理國家這一問題時說：“道（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保ā墩撜Z·學而》）孔子在評論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子產(chǎn)時認為，“養(yǎng)民也惠，使民也義”是子產(chǎn)君子品格的重要方面。

傳統(tǒng)儒家認為，養(yǎng)民、利民是統(tǒng)治者無可推辭的道德責任，同時，也是良好國家治理亦即“王道”不可或缺的要件，只有具備了這一要件，統(tǒng)治者才能在政治上獲得成功。出于這樣的認識，傳統(tǒng)儒家倡導德治教化和惠民政治，反對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的暴政。

為了盡到利民、養(yǎng)民的責任，古代思想家認為，統(tǒng)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應該把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使民眾在經(jīng)濟上實現(xiàn)富足放在第一位，通過富民而后再謀求國家富強。

另外，古代思想家也強調(diào)統(tǒng)治者關心民眾的疾苦，與民同樂?！皹访裰畼氛撸褚鄻菲錁?，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献舆@段話闡述了一個道理，只有關心民眾疾苦，知道民眾為何而苦、為何而樂的君主才是好的君主，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統(tǒng)治者應該以民眾的偏好為轉(zhuǎn)移，而不應該把自己的偏好強加給民眾，“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保ā抖Y記·大學》）總之，只有民眾的偏好得到尊重，民眾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

出于利民、養(yǎng)民的考慮，古代思想家倡導為民謀利的價值準則，為民謀利，既是國家治理的目的，也是判別好的政治與不好的政治的評價標準。到了明末清初，黃宗羲更進一步認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在黃宗羲看來，國家的治亂興衰，不能用朝代的興亡來說明，也不在于誰得天下，誰失天下，重要的是，民眾的生活條件是否得到了改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對“民惟邦本”的理解達到了新的境界。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深刻批判，并出現(xiàn)了民本、君主立憲的思想。

“民惟邦本”是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生活最為有益的觀念。兩漢以后歷代王朝的歷史證明，一旦這一觀念為統(tǒng)治者所接受，現(xiàn)實生活中的國家治理有可能達到較高的水平，這一觀念并不是每時每刻都能約束現(xiàn)實的國家治理過程，歷代王朝的衰亂末世便是如此。

但是，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空前治世，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卻無疑是民惟邦本的觀念影響下發(fā)生了。在這一意義上說，如何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之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建設可靠的思想資源，是當代中國人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作者簡介：

孫曉春，吉林大學匡亞明講座教授，南開大學政府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作者： 孫曉春

編輯：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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