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指出：“唐朝專門設(shè)置‘賓貢進士’。……科舉制向周邊族群的開放，加強了周邊族群主動融入中華文化圈的自覺，加深了唐朝與周邊政權(quán)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鞏固了邊疆諸族對中原王朝的認同和信任?！?/span>
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唐時期，遣隋使、遣唐使、賓貢進士，就是最早的“留學生”，他們的留學生活及其背后的留學制度，讓我們看到了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quán)的交往、交流史，展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對周邊政權(quán)的深遠影響。
如今，“留學生”一詞早已成為大眾耳熟能詳?shù)脑~匯。殊不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了“留學生”的雛形，那就是“遣隋使”和“遣唐使”。隋唐時期，海外來華的使團被單獨賦予稱呼，正是因為當時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僅是進入中原王朝進行朝貢的使團代表，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還肩負著學習隋唐先進的律令制度、文化藝術(shù)、科學技術(shù)以及風俗習慣等的任務(wù)。
第一批來中國學習的“留學生”
隋大業(yè)四年（608年），日本派遣使團來到中國學習。此次的使團中有留學生、留學僧各4名。這是史料記載的最早前來學習中國先進文明、漢傳佛教的留學生。
自唐朝起，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次數(shù)不斷增加、規(guī)模不斷擴大，其主要目的還是學習唐朝先進的文化，求取佛法。
▲日本遣隋使團首領(lǐng)小野妹子畫像（左為隋記錄畫像，右為日本記錄畫像）
唐朝時期，凡是被接收的公派或自費的留學生，大多數(shù)都會在國子監(jiān)和太學中與中國學生一起學習儒家經(jīng)典。這么多外國留學生，唐朝政府怎么安排呢？外國留學生一般都是安排在長安的國子監(jiān)學習。據(jù)《東史綱目》記載，外國留學生“買書銀貨則本國支給，而書糧，唐自鴻臚寺供給”。意思是雜費由留學生自己的國家出，學費和伙食費由唐朝政府負責。國子監(jiān)所教授的主要還是以儒家典籍為主?？梢姡瞥o外國留學生提供的學習條件還是挺不錯的。
當然，學了好幾年，水平怎么樣，最好是有一個方式檢驗一下。在我國古代, 學習成果最好的驗證方式，就是科舉考試。不過，周邊民族士子和外國留學生無論是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都與中原不一樣，參加一樣的考試，確實有點不公平。
唐貞觀年間（627-649年），吐蕃、高昌、高句麗等政權(quán)派遣貴族子弟進入唐朝太學學習。唐朝專門設(shè)置“賓貢進士”，為他們提供考取科舉的門路。貞觀五年(631年)后，“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瓱o何，高麗(高句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nèi)八千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選拔“賓貢進士”的制度自唐長慶年間開始，而后五代梁、唐、晉諸朝以及宋代有沿襲。到宋朝時承襲前朝的“每自別試，附名榜尾”賓貢進士放榜方式都一直在實行。直至明朝時期，雖然史料中并無“賓貢”二字的記載，但從有關(guān)的記錄來看，當時科舉中實行的相關(guān)制度內(nèi)容，確實與唐朝以來的賓貢進士制度并無差異。
那個最有名的“留學生”
提及日本的遣唐“留學生”，最知名的當屬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阿倍仲麻呂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長期以來備受中日學界的關(guān)注，與鑒真法師一同被譽為中日交流史之“雙璧”。
▲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畫像
據(jù)《成尋所記入宋諸師傳考》記載，阿倍仲麻呂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應(yīng)試中舉，入朝為官，歷任洛陽司經(jīng)校書、左拾遺、左補闕與秘書監(jiān)等職位。史料中沒有提及他是否高中“賓貢進士”，但就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學生這一點來看，阿倍仲麻呂來唐時期，雖然尚未形成專供周邊及域外士子參加的制度化的“賓貢科”，但很有可能已經(jīng)實施了相關(guān)制度，并最終在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固定下來。
阿倍仲麻呂不僅深受唐玄宗賞識，還與王維、李白等人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他向唐玄宗申請回國時，玄宗親作五言律詩送別：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電影《妖貓傳》中的唐玄宗（右）與阿倍仲麻呂
王維也為他送上送別詩：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
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鄉(xiāng)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可見，阿倍仲麻呂與玄宗和王維關(guān)系之密切。
在阿倍仲麻呂返回日本途中乘坐的船只遭遇風浪而漂泊的消息傳到李白耳中時，李白錯以為好友遇難，十分悲痛，為悼念好友，寫下了情真意切的《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阿倍仲麻呂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和交流做出的貢獻，影響到當代。西安為其建立了“阿倍仲麻呂紀念碑”，日本奈良市也建立了阿倍仲麻呂的紀念碑，作為中日友好的見證。
中國最早的“留學制度”影響幾何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起，唐朝政府在賓貢進士的基礎(chǔ)上，在科舉科目中專門設(shè)置了“賓貢科”，專供邊疆民族士子及域外士子報考。這一制度吸引了更多新羅、日本、大食、波斯、安南等國士子前來應(yīng)試，也加深了唐朝與周邊民族及域外政權(quán)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堪稱最早的“留學制度”。
對于這些域外國度的士子和他們的故國來說，無論他們是受官派還是自行選擇來唐學習、應(yīng)試，報考“賓貢科”給他們帶來了豐厚的回報。“賓貢科”登第后，便可享有與“賓貢進士”頭銜，可在唐為官。
新羅人崔致遠在國子監(jiān)留學后，報考“賓貢科”一舉登第，在大唐入仕數(shù)載，終以三品官銜榮歸故里。他推動了儒學和漢文學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將唐朝先進的文明、文化和制度等傳播到朝鮮半島，對朝鮮半島后世的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被朝鮮半島思想界譽為“東國儒宗”“東國文學之祖”“東方儒學之宗”。
▲ 朝鮮半島“儒學之宗”崔致遠畫像
據(jù)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考證，從唐穆宗長慶年間至五代中葉（930年前后），新羅士子登唐朝賓貢科者就有90人。如果參照文宗開成時代兩次遣送留學生回國的數(shù)量（三百余人），則自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新羅開始派遣留學生起至五代中葉，300年間所派遣來大唐的留學生數(shù)量保守估計當有2000人。僅新羅一國赴唐的留學生和參加“賓貢科”考試的文人士子數(shù)量就有如此之多，更不論當時的其他邊疆民族，以及大食、波斯等海外各國的士人了。
各地文人士子來唐學習，一旦被接收，其生活和學習費用絕大部分由唐朝提供。從這里可以看出唐朝對于有才之士的體貼與關(guān)照，也足以窺見唐朝之包容開放。
(請橫屏觀看）
▲《職貢圖》 唐·閻立本
唐朝作為當時世界文化的中心，對周邊文化影響深遠。根據(jù)史料記載，“賓貢科”制度一直延續(xù)到明朝早期，這種開放且包容的體系，促進了東亞的科舉制度及選官制度的發(fā)展。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文：馬成功
作者為西安外國語大學區(qū)域與國別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責編：劉雅
流程制作：楊林焱（實習生） 高寧（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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