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瞿曇寺地區(qū)的文化交流中，可以進一步感受到我省漢、藏、回、蒙古、土、撒拉等各民族在歷史上團結互助、和睦相處的史實。歷史將繼續(xù)證明，隨著祖國日新月異的發(fā)展變化，各民族間這種親密無間的關系必將譜寫出新篇章?！?/span>

      1982年，謝佐在《瞿曇寺》一書中如此寫道。

      至今，謝老先生依然對瞿曇寺一往情深，并在新著中以“揭開瞿曇寺的謎底”為題抒發(fā)心聲：希望國內(nèi)外有意于“高原小故宮”者，多做深入考察研究。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青海第一批藏學研究專家，謝佐為何持續(xù)將目光聚焦于河湟谷地的瞿曇寺？這座被譽為“高原小故宮”的藏傳佛教寺院又深藏著怎樣的奧秘？

      如今，青海省博物館展廳的醒目位置，擺放著瞿曇寺隆國殿的微縮木質模型；原藏于瞿曇寺的明代銅鎏金觀音菩薩像，則作為“鎮(zhèn)館之寶”引人駐足瞻禮；還有銅鎏金國師印、象牙笏板、玉杯、玉臥馬等珍貴文物，亦無聲訴說著600多年前瞿曇寺之盛況。

      青海是除西藏之外全國最大的藏族聚居區(qū)，屬于藏傳佛教“后弘期”的發(fā)祥地、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典型地區(qū)之一，誕生了宗喀巴、十世班禪、喜饒嘉措等高僧大德。作為其中一座具有較強代表性的藏傳佛教寺院，瞿曇寺彰顯了佛教中國化之路，也是漢族、藏族等各民族文化交融發(fā)展的窗口，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歷史上，藏傳佛教對歷朝歷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穩(wěn)藏起到了橋梁、紐帶與管道作用，是維護祖國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實現(xiàn)政通人和的重要力量。藏傳佛教中國化是我國宗教中國化的典型，是藏傳佛教發(fā)展的必然走向。堅持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方向，是做好新時代藏傳佛教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長期以來，青海藏傳佛教一直擁有愛國愛教、守法持戒、團結進步、護國利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包括瞿曇寺在內(nèi)的藏傳佛教中國化在青海的實踐歷程，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昭示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發(fā)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無疑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遺產(chǎn)。今年初，北京大學一位專家提出建構瞿曇學的設想，引發(fā)各方關注。前不久，由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和青海省政協(xié)共同主辦的瞿曇寺與河湟文化遺產(chǎn)保護傳承研討會召開，會議通過了《瞿曇寺與河湟文化遺產(chǎn)保護傳承研討會共識》。與此同時，講述河湟谷地變遷的原創(chuàng)舞蹈詩《河湟》隆重推出，并即將開啟沿黃河九省區(qū)的巡演。

      的確，保護傳承瞿曇寺文化以及河湟文化，深入挖掘蘊含其中的時代價值尤其是青海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深厚底蘊，既是延續(xù)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擔當，也是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nèi)在要求。就此，記者專訪青海省委黨校原副校長、省人民政府參事謝佐教授，聽他娓娓道來瞿曇寺的前世今生，講述青海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史與現(xiàn)實，解讀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對藏傳佛教在青海發(fā)展流布的深刻影響。

青海省博物館陳列的瞿曇寺隆國殿微縮模型

瞿曇寺一瞥

      記者：謝教授好！多年來您潛心研究瞿曇寺，想必感受尤為深切。那么在您看來，這座寺院究竟有何特別的魅力？

      謝佐：瞿曇寺所在的樂都是我的老家（現(xiàn)海東市樂都區(qū)瞿曇鎮(zhèn)），我兒時常常在這座寺院的周邊玩耍。多年以來，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瞿曇寺的探究，這其中既是鄉(xiāng)愁鄉(xiāng)情所系，更主要的則是因為這里的社會變遷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我對民族關系、藏傳佛教的認知，乃至1978年我在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中央民族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時就將它當作了畢業(yè)論文的選題。

      坐落于湟水南岸的瞿曇寺，明代隸屬西寧衛(wèi)碾伯所。這一地區(qū)是往來東西的交通要道、進出藏地的必經(jīng)之所，對歷朝歷代經(jīng)略西北、治藏安藏至關重要。瞿曇寺之所以青史留名、倍受關注，主要在于它不僅是明代在安多涉藏地區(qū)由皇帝敕建的具有漢式風格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區(qū)至今保存最完整的集土木建筑、壁畫、雕刻于一體且實用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建筑整體，還因為其創(chuàng)始人三羅喇嘛及其所屬的卓倉家族在明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轄和治理涉藏地區(qū)中發(fā)揮了較大作用，作出了積極貢獻。

      與青藏高原常見的藏傳佛教寺院有所不同，瞿曇寺與北京故宮的建筑風格同出一脈，充分顯現(xiàn)出皇家風范。其建造規(guī)格之高、格局之宏闊、技藝之高超，實屬罕見、尤為珍貴。

      走進這座歷經(jīng)風雨滄桑的寺院，只見庭院樓閣參差錯落，飛檐走壁精美壯觀，時時處處都能觸摸到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厚重古樸，感受到中華文明的非凡氣度。作為明代中央政府支持建造的寺院，其所承載的建筑、雕塑、繪畫藝術和珍貴文物，無不是青藏高原佛教中國化、漢藏友好關系最鮮活的歷史實證。

      惟其如此，時至今日瞿曇寺仍然是我心中無法割舍的一個“情結”，更是我們立足青海大地探究藏傳佛教中國化、感知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寺院之一。

      記者：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chǎn)物，有著鮮明的本土化、時代化特征。無論是當年明代中央政府對瞿曇寺的營建護持，還是600多年來瞿曇寺的安然存續(xù)，都從一個側面生動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那么，擁有特殊地位的這座寺院當初有著怎樣的建造過程？

      謝佐：元末明初，原籍西藏山南卓沃瓏地方的三羅喇嘛在青海湖地區(qū)修行，曾“為書招降罕東諸部”，率領家族和罕東諸部歸順明朝，于朝廷統(tǒng)轄西北、穩(wěn)固青藏地區(qū)有功。后來，他又率部眾東遷至碾伯一帶，認為此地有“佛鳳虎之勢”，便選址開始興建寺院，即如今瞿曇寺大殿所在的位置。

      “瞿曇”一詞源自梵文，乃佛祖釋迦牟尼的姓氏，其藏文寫法也是梵文音譯，與漢文稱謂“瞿曇寺”基本相同。但同時在民間和一些藏文文獻中，該寺被稱作“卓倉多杰羌”，意為“卓倉持金剛佛”。由于三羅喇嘛家族來自西藏卓沃瓏地區(qū)，所以被稱作“卓倉”，其中“卓”有麥子的意思，“倉”有“家”或“家族”的意思，即“卓家”或“卓家族”。后來將“卓”譯作漢語“麥”，然后又改“麥”為“梅”，成為梅家。這就是瞿曇寺主梅氏家族的來源。

      公元10世紀末，藏傳佛教進入“后弘期”，各大教派為求得生存空間紛紛與地方貴族勢力結合，為青藏高原政教合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羅喇嘛遠赴應天府（今南京）謁見明太祖朱元璋，“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這位開國皇帝欣然為其廟宇賜名賜匾，即如今瞿曇寺大殿外的“瞿曇寺”橫匾一方。當時，三羅喇嘛還被賜封為西寧衛(wèi)僧綱司都綱（都綱，指明代初年中央政府在邊遠地區(qū)所設主管佛教事宜之職），掌管一方政教事務。據(jù)寺內(nèi)“御制瞿曇寺碑”(1408年)記載，“刺麻三羅，葳揚佛法，忠順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賜其所居寺額曰瞿曇”。這與《明史稿》所述相吻合。

      到了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又專門調(diào)集宮廷工匠赴青海為瞿曇寺建造殿宇佛堂，并派遣4位太監(jiān)和指揮使田選奉旨監(jiān)工。這次歷時35年的擴建，使瞿曇寺大致形成了如今之規(guī)模。整個明代，先后有7位皇帝下達7道敕諭、兩道誥命以維護瞿曇寺的地位，并御賜大量精美器物。到了清代，又對該寺進行過修繕。

      1982年，瞿曇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社會各界對它的關注、保護和研究進入了新階段。

      記者：如您所言，瞿曇寺的建筑藝術頗具皇家風范，有著明顯的中原漢式風格，是我們了解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遺存。請您具體介紹一下它的建筑形制以及藝術特點。

      謝佐：瞿曇寺之所以被稱為“高原小故宮”，主要就在于它超高規(guī)格的建筑形制，某種程度上可媲美同時期營造的北京故宮。這座寺院占地面積約40畝，坐西向東，背靠羅漢山，面朝瞿曇河、鳳凰山，依地勢高低而建，于中軸線上修建了瞿曇寺殿、寶光殿、隆國殿，三座殿堂層層遞進、左右對稱，并配以回廊、鐘鼓樓、藏式白塔、配殿等附屬建筑。

      從山門殿入內(nèi)，有御碑亭院，其形制如同故宮角樓，左右分別是立于永樂年間的“御制瞿曇寺碑”“御制瞿曇寺后殿碑”。往后，由金剛殿至隆國殿兩側均圍以廊廡并連檐通脊，恍若畫軸長卷。尤其是隆國殿兩側的抄手斜廊格外珍貴，這種唐宋時期頗為流行的回廊規(guī)制，如今全國僅此一處尚存。

      作為整座寺院中最大的建筑，隆國殿以北京故宮奉天殿(今太和殿)為藍本修建，建成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殿前左右對稱的大鐘樓、大鼓樓則模仿奉天殿兩邊的文樓和武樓而建，屬于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程式。

      據(jù)專家考證，無論是房梁斗拱形制、外部抱廈結構，還是門窗隔扇“簇六雪花紋”、屋頂吻獸、枋頭“霸王拳”，瞿曇寺建筑的諸多細節(jié)均與北京故宮建筑一致無二。當然，這些建筑也不乏地方特色。譬如其整體的大木結構和別具一格的前檐木裝修，還有分布于寺內(nèi)大殿周圍的4座藏式白塔，等等。如今我們漫步寺中，青瓦紅墻猶在，磚雕石刻留痕，松柏丁香繁茂，藻井式吊頂與精美壁畫交相輝映，“壽”字木刻與“卍”字符相映成趣，蘊含于建筑細節(jié)中的融合之美俯仰皆是。

瞿曇寺的象背云鼓

      記者：確實，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在瞿曇寺建筑中體現(xiàn)得尤其充分。寺里的回廊堪稱我國古代建筑史上的精品，而繪于其間的壁畫更是享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曇”之美譽。關于這些壁畫，您認為有哪些值得特別關注的？

      謝佐：瞿曇寺的回廊既是建筑藝術的長廊，也是繪畫藝術的長廊。除了佛堂大殿內(nèi)外的壁畫，尤以走廊中的壁畫最為精美。敦煌壁畫的繪制年代主要是從北魏至元代，而瞿曇寺壁畫正好彌補了其后明、清時期的空缺，對我國西北地區(qū)的寺院造型藝術有著重要影響和輻射作用。

      目前，瞿曇寺有保存完整的壁畫廊28間，面積超過1700平方米，主要用連環(huán)畫形式講述了佛祖釋迦摩尼從降生到成佛的故事。其中，《深山朝佛圖》頗具深意：年輕的高僧在深山盤坐修行，一些趕著牦牛的信眾手提奶桶、身背酥油從各地前來供養(yǎng)，而畫作左側則是身穿盔甲、揮舞大旗的一隊人馬，似是尋人而來。整個畫面生動寫實、引人遐想，似乎在印證著民間關于建文帝逃離應天府宮廷、隱居瞿曇寺的傳說。

      融合了漢、藏乃至域外民族藝術風格的瞿曇寺壁畫，堪稱明代壁畫藝術的高峰之作。其中，三大殿的壁畫明顯受到尼泊爾風格的影響，同時又不乏明代繪畫藝術對人物、花草、鳥獸造型的細致刻畫。殿中的五方佛造型源自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則出自漢傳佛教。在回廊壁畫中，鮮明展現(xiàn)出中原地區(qū)青綠山水畫風，這種風格又影響了高原本土畫派的創(chuàng)作。而壁畫中清代的補繪部分，則明顯可見唐卡等傳統(tǒng)熱貢藝術的技法。

      總之，瞿曇寺壁畫從一個側面見證了我國古代各地區(qū)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鑒、融合發(fā)展，極其珍貴，我們應該進一步把它們保護好、研究好。

瞿曇寺回廊的壁畫一角

      記者：除建筑、壁畫外，這座明代中央政府尤其青睞的寺院曾連年獲得賞賜，由此遺存下來的許多國寶級文物都見證了那段歷史。請您給我們講一講這些文物的故事。

      謝佐：確實如此，瞿曇寺當之無愧是青海地區(qū)明代文物的一座寶庫。其中，省博的“鎮(zhèn)館之寶”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像，就是寺院上層“灌頂凈覺弘濟大國師”班丹藏卜離開應天府返寺時帶回來的。這尊寶相莊嚴、栩栩如生的佛像高1.46米，底部刻有藏文、漢文和梵文，是我國現(xiàn)存最高、最大的銅鑄菩薩像，不僅代表了明代銅鎏金造像藝術的最高水準，更體現(xiàn)出明代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重視。

      現(xiàn)存于瞿曇寺隆國殿內(nèi)的花斑玉制須彌座規(guī)格極高，四周雕飾以祥云、蓮花紋樣。寶座前豎有一牌，通高約2米，從左至右依次用梵、漢、藏文書寫“皇帝萬萬歲”鎏金字，四周刻有騰龍、蓮花、牡丹等圖案，制作精美。由此可見，當時僧俗群眾在供奉佛祖時念念不忘朝拜皇帝，是神權與皇權并立的真實寫照。

      同樣立于隆國殿內(nèi)的“象背云鼓”也讓人過目不忘——優(yōu)雅的石雕大象跪伏于花斑玉須彌座之上，鼻卷蓮花，悠然回望，背上托起木雕的疊云，云間架著一面真鼓，拜佛時磐鼓聲起，寓意吉祥和諧。這一石雕珍品由明代初年的宮廷匠人特制，現(xiàn)已成為海東市旅游標志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靈感之源。

      此外，寺內(nèi)現(xiàn)存明清時期漢、藏文匾額11方，所書內(nèi)容除殿名外，以佛法教義為主，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物。整個明代，朝廷在甘青地區(qū)敕賜匾額的寺院只有5所，屬瞿曇寺得賜最早、最多。加之寺院里的5通明代御制漢、藏文碑刻，其受重視程度和重要地位可見一斑。在寺內(nèi)的鐘鼓樓中，還珍藏著《甘珠爾》《丹珠爾》《宗喀巴大師文集》等藏文佛經(jīng)及著作400多卷，史料文獻價值不菲。這些，都有待我們進一步整理、研究。

瞿曇寺的“皇帝萬萬歲”牌

      記者：瞿曇寺能夠成為河湟谷地乃至青藏高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寺院，與明代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這種倚重還有哪些具體表現(xiàn)？它又是如何成為明代經(jīng)略西北、穩(wěn)固青藏的重要紐帶的？

      謝佐：在我們樂都，曾經(jīng)有一首藏族古老歌謠這樣唱道：“玉石欄桿的主人，瞿曇寺八都綱的主人，七禪師的地堡……”這里的“玉石欄桿”指的是明代皇帝的寶座，“八都綱、七禪師”則是指瞿曇寺曾有8位都綱、7位禪師受封。后來明成祖還將三羅喇嘛的兩個侄子封為大國師，是明代給予西北地區(qū)“一寺二國師”的最高禮遇。

      當時，明代中央政府為瞿曇寺賜匾額、修佛堂、派太監(jiān)、立碑記、封國師、賜印號，以寺院為紐帶加強了與青海地方上層政教首領之間的領屬關系，客觀上起到了穩(wěn)固統(tǒng)治、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積極作用。瞿曇寺的顯赫地位及其重要影響，是中央政府施行“多封眾建”“因俗而治”“土流參治”策略，不斷賦予藏傳佛教寺院以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權力而逐步形成的。

      事實上，不僅是宮殿式建筑風格賦予了瞿曇寺崇高地位，而且整個明代瞿曇寺上層與皇家的關系從未間斷，并使其成為當時河湟地區(qū)的政教中心。在受到朝廷恩遇時，僧眾也以“進貢方物”“撫化部族”“焚修香火、聆僧通經(jīng)”作為回報。

      每有寺院的國師進京朝貢，必獲皇家的厚重賞賜。瞿曇寺鐘樓上有一口鑄于明宣德年間的青銅巨鐘，當?shù)孛裰V贊嘆說“樂都鐘響，化隆馬驚”，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它的影響力之廣、之深。

      歷史上瞿曇寺曾領屬十三寺，皇家分封“卓倉七條溝”作為其“香火地”，當?shù)馗髯迕癖姸枷蛩吕锛{糧草、支差役，周邊的草場、森林等不動產(chǎn)也統(tǒng)一由寺僧所管。明代末年，該寺僧眾一度達到500多人，盛況空前。

      放眼河湟谷地，盡管佑寧寺、廣惠寺等寺院也是在皇室支持下興建的，但能夠仿宮廷建筑風格興建的惟有瞿曇寺，因此它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明代中央政府權力的象征。

      清代以降，隨著塔爾寺等的發(fā)展興盛，瞿曇寺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但時至今日，瞿曇寺的政治歷史價值、人文藝術價值、旅游開發(fā)價值仍然是不可估量的，尤其值得我們珍視。

原藏于瞿曇寺的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像

      記者：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藏傳佛教文化、河湟文化作為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中華文明突出特性。那么，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來觀察，歷史上瞿曇寺所在的河湟谷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現(xiàn)出了怎樣的面貌？

      謝佐：青海省東部與甘肅蘭州以西相交匯的河谷地帶，即為我們常說的河湟谷地。這里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場域，世居有漢、藏、回、蒙古、撒拉、土等民族。奔騰的大江大河孕育出厚重的河湟文化，在各民族共同的傳承中不斷發(fā)展，最終融入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之血脈。

      明宣德三年(1428年), 明代中央政府于青海西寧開儒學、建文廟，實施開科取士政策，加之“移民實邊”已久，使得儒學教育越發(fā)普及。在中原文化長期浸潤之下，河湟谷地日漸形成儒釋道文化、藏傳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等共生共存的人文景觀。

      在河湟谷地，儒家文化與藏傳佛教文化的互動長期、普遍而深入。比如儒家的仁愛觀與佛教的慈悲為懷，儒家的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與佛教的克己慎行、正己化人，等等，具有高度一致性，它們都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孕育于河湟文化、又融入河湟文化的瞿曇寺，無疑也是河湟文化的標志性存在。

      透過瞿曇鎮(zhèn)楊、盛、徐、剛、李等姓氏的家譜也可以看到，當?shù)卦S多人的祖輩來自江浙、江淮一帶。他們也許是當初參與建寺的工匠，也可能是移民實邊的士卒或者做買賣的小商販，落腳湟水兩岸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最終成為地道的高原人。

      而明清時期及民國年間在此經(jīng)商的秦晉商人，則被青海人稱為“客娃”，他們將家鄉(xiāng)的秦腔、眉戶（地方戲曲）等帶到了河湟地區(qū)。在我幼年時，瞿曇寺后邊的新城街就有“客娃”開的諸如“誠信和”之類的商號，當?shù)厝讼蛩麄儗W會了哼唱秦腔、眉戶曲調(diào)。當然，每年農(nóng)歷六月熱鬧非凡的瞿曇“花兒會”，更是讓人們?nèi)绨V如醉。據(jù)說，這里的“花兒會”是由清代瞿曇寺北側關帝廟的廟會發(fā)展而來，鄉(xiāng)民為祈盼糧食豐收到寺廟里敬神拜佛，久而久之便成為約定俗成的隆重節(jié)慶，眾人共同漫起了一曲曲河湟“花兒”。2005年，瞿曇“花兒會”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名錄。

      從如今瞿曇寺周邊的土夯墻遺跡，不難想象這里曾經(jīng)是何等人聲鼎沸、香火旺盛。隨著寺院的興建，來自各地的信眾和商旅逐漸在周圍發(fā)展起來一座小城鎮(zhèn)。直至明代萬歷年間，瞿曇寺在10里開外修建了其下院——藥草臺寺，以供僧眾靜心禮佛。

      進入新時代，在推進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量發(fā)展戰(zhàn)略進程中，保護傳承瞿曇寺文化以及河湟文化對于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意義更加重大。我們高興地看到，以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契機，瞿曇寺的保護與修復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有關方面正著力把瞿曇寺等重點文化遺產(chǎn)打造成河湟文化的標桿、文旅融合的典范、民族團結的樣板，瞿曇學也有望得以構建，河湟文化研究將得到整合、提升，以此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經(jīng)驗。

      記者：您的講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鮮活、立體的瞿曇寺。在青海藏傳佛教史上，瞿曇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這對于青海藏傳佛教中國化有著怎樣的啟示？

      謝佐：的確，寺院是我們了解藏傳佛教發(fā)展流布、同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重要窗口。瞿曇寺歷經(jīng)600余年而魅力不減，我認為其啟示主要有三點：

      首先，我國宗教無論是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深深嵌入了擁有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深深融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藏傳佛教作為扎根中華大地、融入中華文化傳統(tǒng)、適應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的中國化宗教流派，在傳承過程中始終與中華文化相融合、與我國社會相適應，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宗教。

      佛教自傳入青藏高原經(jīng)過約1300多年的發(fā)展，完成與當?shù)刈匀画h(huán)境、民俗文化、政治歷史的融合，烙上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記，形成了以中華文化為根脈、具有區(qū)域和民族特點的藏傳佛教。這一中國化的過程，伴隨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華文化的過程。

      青海是藏傳佛教發(fā)展“后弘期”的主要地區(qū)。瞿曇寺原屬藏傳佛教薩迦派，清代初期改宗為格魯派。除了瞿曇寺，還有為紀念宗喀巴大師誕生而建的塔爾寺、大師剃度出家的夏瓊寺以及宏覺寺、大佛寺、丹斗寺、隆務寺、都蘭寺等，都見證了歷史上青海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其次，任何一種宗教，都要很好地同時代發(fā)展、社會需要、人民需求及國家要求相結合，否則就會被歷史淘汰。

      明代承襲元制，以支持藏傳佛教為重要的治藏方略，包括瞿曇寺在內(nèi)的各教派主要寺院成為中央政府聯(lián)結青藏高原、撫邊穩(wěn)藏的紐帶，青海藏傳佛教及其寺院得到空前發(fā)展。清代，青海藏傳佛教寺院的派屬、類型等基本定型。近代，藏傳佛教不斷融入時代發(fā)展，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不斷加深。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藏傳佛教“政教合一”制度被廢除，開啟了新的中國化發(fā)展方向，進入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的歷史時期，愛國愛教等優(yōu)良傳統(tǒng)得以傳承弘揚。

      再者，藏傳佛教能夠發(fā)展至今，離不開歷代先賢大德始終堅守愛國愛教、守法持戒、團結進步、護國利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率先垂范、身體力行地將其發(fā)揚光大。遙想當初，三羅喇嘛審時度勢成就了倍享皇家榮光的瞿曇古寺。長期以來，青海宗教界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愛國愛教典范。他們出家不忘愛國、修行不忘濟世，成為不斷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與時代社會相適應的重要力量。

      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引下，青海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斷推動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發(fā)展，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作出了許多有益探索。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謝佐：青海承東啟西、聯(lián)疆絡藏，自古便是保障西部穩(wěn)定、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要地，也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區(qū)。目前，青海省藏傳佛教5個教派齊全，以塔爾寺、瞿曇寺等為代表的寺院在全國藏傳佛教界地位顯著，是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場所。

      這些年來，青海藏傳佛教的發(fā)展始終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本土化，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牢牢把握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民族團結這個涉藏地區(qū)工作的著眼點著力點；始終堅持深入推進法治化，全面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構建涉藏基層宗教治理“一核多元共治”新格局；始終堅持與時俱進現(xiàn)代化，落實涉藏州縣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重大項目，推動鄉(xiāng)村全面振興，完善僧尼社會保障體系，普及科學歷史文化知識，倡導現(xiàn)代生活方式，不斷推動信教群眾增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全省有1座寺院被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榮譽稱號，有3位宗教界人士榮獲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稱號，民族團結進步創(chuàng)建“進宗教活動場所”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以寺院為載體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穩(wěn)步推進，為藏傳佛教在新時代的健康傳承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光輝典范十世班禪大師，中國佛教界泰斗、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堅定踐行者喜饒嘉措大師等的影響和帶動下，青海藏傳佛教愛國愛教、守法持戒、團結進步、護國利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新時代進一步得到弘揚。特別是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新冠疫情等重大災難面前，在決戰(zhàn)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小康進程中，在確?！耙唤逅驏|流”的三江源生態(tài)保護實踐中，青海藏傳佛教界團結廣大僧眾與信教群眾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為現(xiàn)代化新青海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當前，全省藏傳佛教領域總體健康有序、正向發(fā)展，涉藏地區(qū)僧俗和衷、寺廟和美、宗教和順、民族和睦、社會和諧的大好局面不斷得到鞏固，實現(xiàn)了長期持續(xù)全面穩(wěn)定，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祖國統(tǒng)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持續(xù)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新建成的瞿曇景區(qū)大門

      記者：瞿曇寺內(nèi)，勁柏傲然挺立，丁香余韻悠長。感謝您帶我們領略這座佛剎名寺穿越古今的非凡魅力，感知“大美青?！钡牧硪恢厣钜?。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10期

受訪者：青海省委黨校原副校長、省人民政府參事 謝佐

采訪者：本刊記者 龍慧蕊 王孺杰

圖片攝影：李小林 龍慧蕊

責編： 張紅彬 張昀竹 劉雅 李文婷（實習）

流程制作：高寧（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