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庇衷唬骸安粚W詩，無以言?！?/span>

當我們沿著中國文學和中華文化的綿長雄渾之大河，回溯到它的上游時，會發(fā)現(xiàn)在清澈的溪流中，有許多閃耀著璀璨光彩的“寶石”。無疑，《詩經(jīng)》就是這些“寶石”中最為絢爛奪目的一顆。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反映了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時代中期的歷史文化與文學的基本面貌，也是先秦時代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瑰寶。

《詩經(jīng)》的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過程及其時代

先秦時代，是我國源遠流長而又光輝燦爛的文化經(jīng)典生成期。始自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歷經(jīng)夏、商兩代，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活態(tài)文化資源。到了周代，受益于逐漸成熟的語言文字和更加濃郁的禮樂文化氛圍，已有的和新創(chuàng)造的文化資源得到整合與提升，從而邁入“元典”的“軸心時代”?！对娊?jīng)》就是這些“元典”中的卓越代表。

詩經(jīng)古稱《詩》，現(xiàn)存305篇，在西漢時被尊為“經(jīng)”，后來稱《詩經(jīng)》。在“五經(jīng)”中，《詩經(jīng)》的文學色彩尤其鮮明，孔子時代的“詩三百”都是合樂可歌的。從傳播角度來看，《詩經(jīng)》既在體例篇幅上易于承繼，又在音律韻味上利于傳揚，所以在歷代其都是我國人文教育的經(jīng)典，在日本、韓國、越南等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亞洲國家也是如此。16世紀前后，《詩經(jīng)》還經(jīng)法國耶穌教會傳教士等翻譯成拉丁語傳入西歐，此后各國語言的譯本也不斷產(chǎn)生。

從結(jié)構(gòu)上看，《詩經(jīng)》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是來自周王朝統(tǒng)治下各地域的歌謠，共有十五國風，即《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wèi)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160篇；“雅”是來自周王朝核心統(tǒng)治區(qū)域即王畿之地的歌曲，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頌”則是宗廟的祭祀歌曲，包括《周頌》31篇、《商頌》5篇、《魯頌》4篇。

《詩經(jīng)》中所收的詩篇，除了少數(shù)幾篇外，大部分的作者都已不可考。之所以如此，與《詩經(jīng)》采集的方式有關(guān)?！稘h書》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2002年）大意是說，春天到來，冬閑時節(jié)群居在一起的行人們將要分散開來，準備新一年的農(nóng)耕與勞作。被派到周王朝統(tǒng)轄地區(qū)去采集民歌的人手里搖著木鐸，在道路上奔波。回到都城后，他便將沿路搜集到的詩歌獻給太師（掌管音樂的主官）。經(jīng)太師修改后，使這些詩歌更加合乎音律和節(jié)拍，再呈送給天子。這樣做的原因，是讓周天子能夠足不出戶而知天下之事，從而發(fā)布正確的政令，即《詩大序》里所說的“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唐]孔穎達疏，[清]阮元?？保骸妒?jīng)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刻本，2009年）。

這就是著名的“采詩說”。

先秦時代，詩、樂和舞三位一體，是不能分割開來的。詩歌自身就包括了文本、樂曲及舞蹈。在周王朝治下廣泛采集而來的詩歌既具有獨特的地域性特點，由此又與先秦各部族產(chǎn)生了廣泛的聯(lián)系。

流傳至今的《詩經(jīng)》文本，據(jù)說是春秋時代后期由孔子修訂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氛f：“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漢］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2003年）。這個著名的“孔子刪詩說”，與孔子作為教育家和文獻學家的身份是相符的。

《詩經(jīng)》的時代上限在哪里?這個問題說法不一。目前看來，《商頌》五篇一般認為多是春秋時代宋國人祭祀先祖的祭歌?！夺亠L》中有一首《七月》，講的是豳國一年中的農(nóng)事，而豳國是周民族由豳遷岐之前的墾殖之地，其時代約在公元前12世紀，正當商朝后期。但《七月》作為歌頌周人先祖的歌曲，從詩中的名物和詩句的藝術(shù)來看，還是作于周朝建立后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將《詩經(jīng)》的上限定在西周早期，大體是成立的。

而就下限來說，《魯頌》4篇是祭祀魯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在位）的；《陳風·株林》是諷刺陳靈公（公元前613—前599年在位）的；有學者認為《秦風·無衣》是秦哀公與申包胥時事，即公元前505年（陳子展：《詩經(jīng)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這已經(jīng)到了春秋末期，為時過晚，似乎難以取信。所以《詩經(jīng)》的下限，定在春秋中期應該比較穩(wěn)妥。

“國風”：先秦地域文學的“思無邪”

《詩經(jīng)》的“國風”部分有160篇詩，分系在十五國風之下，而這十五國風又分別代表著不同地域的詩歌風格，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周南》和《召南》，統(tǒng)稱“二南”，產(chǎn)生于周公和召公治理的地域。周公和召公是西周早期的著名政治家，而周公也是殷商過渡到西周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推行過禮樂文化的歷史性人物。殷商時期，巫鬼文化的影響較大。比如著名的甲骨文，主要就是歷代商王的占卜記錄。西周建立后，在文化上以理性主義來代替重巫鬼的神秘主義，在制度上以禮制和樂制來確立身份等級與封建等級，從而用人事上的制度設計來代替虛無縹緲的上天意志（參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了《周南》中。

比如說《周南》的第一篇《關(guān)雎》：

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zhuǎn)反側(cè)。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首詩初讀起來，似是在講一位男子愛慕某位女子，但卻求之不得的情事，所以我們常常會認為它是一首單純的戀歌。然而，它作為《周南》的第一篇，也是《國風》的第一篇，更加是《詩經(jīng)》的第一篇，其內(nèi)涵恐怕不是單純的戀歌所能囊括的。孔子一生的理想是克己復禮，也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及“《關(guān)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話（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那么，《關(guān)雎》一詩到底是怎樣體現(xiàn)“禮”的呢？

這首詩是典型的四言詩體式，分為五章，每章四句。在頭兩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抒情主體對相思對象的愛慕之情逐漸高漲，到了第三章中，這種戀慕之情竟達到了“輾轉(zhuǎn)反側(cè)”的地步。如果這段愛情發(fā)生在當今，男主人公的下一步應該就是對心中的女子展開熱烈追求，然而，這與先秦時代的禮制不符。于是，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琴瑟友之”和“鐘鼓樂之”代替了他內(nèi)心的騷動，其情感重新納入了禮制的軌道——因為在周代的語境中，琴瑟和鐘鼓之樂，都是家庭之樂。也就是說，詩歌巧妙地讓該男子采取了想象的方式，來解構(gòu)內(nèi)心逾越禮制的欲望，進行有利于遵守禮制的宣泄。從禮制的角度來說，詩歌有效地抑制了人的非禮之思，達到了“思無邪”的效果；而從生理和道德的角度來說，詩歌也有效地防止男子過于沉浸在愛情的盲目之中，過樂或過哀，都是對身體和精神有害的行為，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就成為契合中庸之道的最好效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關(guān)雎》闡發(fā)了家庭和諧關(guān)系建構(gòu)的道理，家庭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对娊?jīng)》以家庭之道作為發(fā)端，進而拓展到鄰里、鄉(xiāng)里、邦國和天下，成為整個周王朝基本的倫理法則，這也就是它處于《詩經(jīng)》之首的深意所在。

《周南》和《召南》的詩篇，多合乎禮樂制度的原則，原因就在于它們承載的是周公和召公的治道影響。其他國風，也各有其特點。比如《王風》是周平王東遷后的作品，里面充滿了像《黍離》一樣的故國之思，還有《君子于役》中的對于君子久役的相思之情?！熬佑谝郏恢淦?。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這樣的描寫，情深而意摯。又如《邶》《鄘》《衛(wèi)》三風，與《鄭風》一樣，后世有著“鄭衛(wèi)淫”的譏評。而這幾篇國風之中，情詩的數(shù)量更多，這又與鄭、衛(wèi)兩國素來就有“桑間濮上”“溱洧之會”的男女相約風俗習慣有關(guān)。如《子衿》中對戀人的翹首盼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薄鹅o女》中等待戀人而不來的急切盼望：“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薄娭械目坍嬓蜗蠖鷦?，這些都是有著豐富文學性的名篇。此外如《魏風》《檜風》《曹風》等小國之風的儉嗇，《唐風》《齊風》的刺譏，《秦風》根植于黃土高原的厚重歷史質(zhì)感，以及《豳風》對農(nóng)事的精彩描寫等，都體現(xiàn)了很顯著的地域性文學的特征。

《陳風》是“國風”中較為獨特的一篇。在春秋時期，陳國與楚國最為接近，曾被楚國滅而復立，所以，對于諸夏各國來說，它受楚文化的影響較深。而楚國在春秋早期還被視為“南蠻”，屬于南方民族，頗有浪漫主義的文化色彩。在政治上，它吞并了漢水流域的姬姓諸小國，不斷向北推進，與北方的另一個大國晉國爭霸于中原。陳國在地理位置上緊挨楚國，受楚國的控制，文化方面也沾染上了南方的巫風，這在《陳風》中是有所體現(xiàn)的。如《宛丘》中“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的樂師，還有《東門之枌》中“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的巫女，可能都是與巫文化有關(guān)的形象。

以上十五國風，其地域遍布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在 《詩經(jīng)》的時代，這個區(qū)域乃華夏族的核心區(qū)域，屬于“諸夏”繁衍生息之地。于此可見，《詩經(jīng)》也生動地呈現(xiàn)了那個時代民族交融的情景。

“雅頌”：美刺傳統(tǒng)與民族史詩

“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其意為“正”，即政。政有小大，所以稱其為大小雅。

在《詩經(jīng)》的學術(shù)史中，有“變風變雅”之稱，是與“正風正雅”相對的。所謂正，指的是周王朝鼎盛時期的詩歌，比如文、武、成、康諸朝時的詩歌；所謂變，指的是周王朝走向衰落之時的詩歌，即其中晚期的詩歌?！罢L”，指的是《周南》和《召南》；“變風”則指“二南”之外的其他十三國風。“正雅”“變雅”的情況要復雜一些。《大雅》自首篇《文王》至《卷阿》，這18篇是“正雅”；自《民勞》至《召旻》，這23篇為“變雅”?！缎⊙拧纷允灼堵锅Q》至《菁菁者華》，這23篇是“正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黃》，這58篇為“變雅”?！罢L正雅”多為頌美之詩，“變風變雅”則多為怨刺之詩。它們與“國風”中的美刺詩歌一起，共同構(gòu)成了《詩經(jīng)》的美刺傳統(tǒng)，這也是后世所稱道的《詩經(jīng)》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

《頌》詩是宗廟祭歌，以稱揚功德?！吨茼灐?1篇，有助于認知周王朝的歷史。《商頌》5篇，亦有對于殷商史的認識價值?！遏旐灐?篇稱揚魯僖公，魯僖公在春秋并非賢君，該組詩歌多有溢美，也是頌歌功能使然。

“小雅”的風格，多敘述貴族君子生活中的事體，風格上悲壯蒼涼，與“國風”民謠式重抒情而又婉轉(zhuǎn)秀美的風格相異，也與“大雅”和“頌”趨向于莊嚴中正的風格不同。

“雅”詩中，不乏優(yōu)秀作品，如著名的《小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這首詩前面講一名久役于外的戍卒，雖然充滿對家鄉(xiāng)的思念，但也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責任與義務，即抵御玁狁的侵擾。玁狁是周王朝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經(jīng)常越過邊界襲擾。面對著責任與家庭之間的沖突，這位戍卒勇敢地承擔了他的職責，歷經(jīng)多場激烈的戰(zhàn)斗，完成了戍守任務。但等到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時，又不禁感到憂心忡忡：離家這么久，家中的親人不知道怎樣了，他們有沒有出什么事情?如此一來，他的腳步越來越重，原本百戰(zhàn)之后得以歸家的喜悅，卻化作了滿腔愁緒。一路風雪，又饑又渴，回想起當初出征的時候，楊柳的枝條飄拂，像是在依依送別一樣，就算是那時候的離別，好像也要比此刻要更歡樂一些??！

這首詩末章的寫法，在文學上叫做“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清]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姜齋詩話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通過與情境相反的情感描寫，來增加哀痛與歡樂的情感深度。而它對人性復雜情感的精細把握和描寫，更使得這首詩具有了強大的情感張力，因而成為《詩經(jīng)》里的名篇。

《大雅》與《頌》中，還有許多詩歌記述了周族和商族發(fā)展的歷史以及其先公先王的德業(yè)。其中，《大雅》中的《生民》（記后稷事）、《公劉》（記公劉事）、《緜》（記古公亶父事）、《皇矣》（記文王事）、《大明》（記文王、武王滅商事）等5篇是一組周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chuàng)立者滅商的歷史。其中，《生民》記載了“履帝武敏歆”的上古感生神話，講后稷之母姜嫄踩巨人足跡而懷孕生下后稷之事，充滿神話傳說色彩。而《大明》中“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的語詞，更是莊嚴肅穆，真實刻畫了決定商周命運的牧野之戰(zhàn)。這一戰(zhàn)，后來被1976年在陜西臨潼出土的《利簋》銘文所證實。其大意為：武王征商，在甲子日的早晨，其時歲星當前，激戰(zhàn)竟日，自暮至晨，占有了商國。辛未日，王在管地（今鄭州市）的軍營中，賜給右史（官名）利（人名）青銅，利用受賜的青銅來為旜公作寶尊彝。（參見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寫組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90年）辛未日是牧野之戰(zhàn)后的第七天，我們從出土的青銅器銘文見證了周武王伐紂戰(zhàn)爭，也就是《大明》中描寫的這幕場景。這是《詩經(jīng)》描寫與史實相契合的一個著名例子。

武王伐紂，按《尚書》的記載，武王軍中，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的軍隊參加（[唐]孔穎達疏，[清]阮元?？保骸妒?jīng)注疏·尚書正義》，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刻本，2009年）。這些方國或部族，多屬于“蠻”“夷”“戎”“狄”等。他們加入了周軍，共同推翻了殷商王朝?！洞竺鳌芬辉?，也是對他們功績的史詩性記載。

比興傳統(tǒng)對中國文學的深遠影響

《詩經(jīng)》的學派，在漢代有今文經(jīng)學三家，即齊、魯、韓詩；又有古文一家，即毛詩。魏晉之后，毛詩獨盛，三家詩逐漸亡佚。我們?nèi)缃袼姷降摹对娊?jīng)》文本，基本上是毛詩的系統(tǒng)。

毛詩在《關(guān)雎》詩后，有一篇闡述《詩》的總綱的文字，一般稱為“詩大序”。序中以“風”“雅”“頌”“賦”“比”“興”為《詩》的“六義”。風、雅、頌，如前所述是《詩經(jīng)》體制上的分類；而賦、比、興，則是《詩經(jīng)》作法上的表現(xiàn)手法。

所謂賦，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保╗宋]朱熹集注：《詩集傳》，中華書局，1958年）賦就是鋪陳直敘，詩人把思想感情和有關(guān)事物平白直接地表達出來。賦在《詩經(jīng)》中運用非常普遍，能夠敘述事物、抒發(fā)情感?！镀咴隆返闹饕囆g(shù)手法就是賦。

所謂比，朱熹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保╗宋]朱熹集注：《詩集傳》，中華書局，1958年）比就是比擬與比喻。比的藝術(shù)手法能以具體形象的詩歌語言來表達思想感情，再現(xiàn)異彩紛呈的物象。如《衛(wèi)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lǐng)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所謂興，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宋]朱熹集注：《詩集傳》，中華書局，1958年）興是詩人先見一種景物，因觸動了心中某處的敏感而順勢發(fā)出的歌唱。興，有的只在開頭起調(diào)節(jié)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更多的則與所興之文有委婉隱約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或烘托渲染環(huán)境氣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題旨，構(gòu)成詩歌藝術(shù)境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關(guān)雎》《蒹葭》《采薇》的起句，都用的是興法。

比和興的手法有近似之處，又并不全然相同。大體來說，比是明喻或暗喻，審美感受上要重一些；興只是興起那一點似有還無的聯(lián)系，審美感受上要輕一些。中國古代的詩歌多是抒情詩，不斷發(fā)展比興的手法，使其成為了古典詩歌最重要的藝術(shù)傳統(tǒng)。清代人陳沆專門寫了一本《詩比興箋》（中華書局，1959年版），就是利用歷代詩歌實踐來說明這個藝術(shù)傳統(tǒng)的著作。我們今天談中國古典詩歌，也多是從比興的角度去欣賞和理解。

總的來看，《詩經(jīng)》結(jié)集了公元前11世紀—前6世紀約500余年的詩歌，對晚商至周代社會文化與歷史進行了文學摹寫和藝術(shù)表現(xiàn)。舉凡貴族、官吏、農(nóng)人、兵士、隱士、游子、思婦、戀人等，都是這些精致而美麗詩歌的主人公和書寫對象，或清新秀雅，或優(yōu)美婉轉(zhuǎn)，或深沉悲壯，生動而深刻地展現(xiàn)了那個時代色彩斑斕的風貌。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唐]韓愈《原道》，見孫昌武選注《韓愈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禮樂文明的框架下，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民族展現(xiàn)了不斷匯聚、交融、涵化、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特點，成為各民族凝聚、融合的主干和核心?！缎⊙拧分姓f“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證明了從以遵行禮樂文明制度的周王朝為代表的王權(quán)衍伸出來的文化中國意識，在《詩經(jīng)》時代已然產(chǎn)生。又據(jù)《左傳》載：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晉人執(zhí)戎子駒支，責之以泄密之罪，駒支義正辭嚴，為自己辯解，并賦《小雅·青蠅》而退。（[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刻本，2009年）可見當時的“西戎”貴族，已經(jīng)能夠熟練地通過賦詩言志來與諸夏各方進行交流。

2019年5月15日，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并發(fā)表主旨演講。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詩經(jīng)》《論語》與《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語》被列為亞洲文化交流第一級別的經(jīng)典。

作為古代文學經(jīng)典的《詩經(jīng)》，雖然其主體是華夏民族在黃河流域農(nóng)耕生活背景之下的質(zhì)樸歌謠，但早在中國文學的幼年時期，就已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至今依然是我們認知自身并理解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对娊?jīng)》所記錄的生存方式、生活場景和喜怒哀樂，大部分至今沒有中斷甚至對于人類的未來依然至關(guān)重要。文學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載體的這個優(yōu)良傳統(tǒng)，也貫穿其整個發(fā)展繁榮的各個時期。于此意義上，中國文學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始終持續(xù)不斷地貢獻著力量，長盛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