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br/>

古往今來，楚辭毋庸置疑是中國文學殿堂里最璀璨的瑰寶之一，是中華文化的重要代表。它與詩經(jīng)一道，形成中國文學的“風騷”傳統(tǒng)，成為中國文學發(fā)展最重要的兩大源頭，也成為后人衡量中國文學、中國詩歌的最高水準。

楚辭最卓越的成就，莫過于其所蘊含的屈原精神和楚辭藝術。它既是偉大詩人屈原的天才創(chuàng)造，也是多元文化孕育的結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他認為楚辭乃自《詩經(jīng)》之后，打破了詩壇數(shù)百年沉寂的偉大詩篇。他接著指出，楚辭“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镕經(jīng)意，亦自鑄偉辭?！眲③膹娜寮宜枷氲牧龀霭l(fā)，認為楚辭既是屈原的“自鑄偉辭”，但也深受儒家經(jīng)典的影響。

其實，楚辭的產(chǎn)生及其文化藝術特色，不僅受到中原文明的熏陶，還得益于楚、越等地文化的培育。孕生于楚文化的屈騷精神和楚辭藝術，終究由多元一體、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熔鑄而成。

特色鮮明的楚文化，源于華夏文明。

《史記·楚世家》說：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楚族先祖季連的后裔）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标P于楚族的來源，盡管有西來說、北來說或源于南方本土說等多種看法，但楚子受封及楚國的緣起，《史記》是有明載的。

楚國受封后，經(jīng)過篳路藍縷、跋涉山林的開拓進取，這個蕞爾“蠻夷”小國在江漢“楚蠻”之地發(fā)展壯大起來，成為春秋時期土地最為廣闊的南方大國。至戰(zhàn)國時期，楚王依靠吳起變法形成強大的軍事與經(jīng)濟實力，不斷開疆拓土，國力達到鼎盛。

楚國成為泱泱大國，固有吳起變法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國力強盛和文化興盛，溯其淵源，有兩點不能忽視：一是它受封于周王，其先人亦曾服侍王室，由此帶來了中原的先進文化；二是誠如《史記·楚世家》所載，楚人“甚得江漢民和”，就是說其在謀求生存、發(fā)展的過程中，與江漢及其周邊的濮人、百越等“蠻夷”不斷交往交流交融，進而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楚文化。

興盛的楚文化孕育、誕生了偉大詩人屈原，也催生了集楚文化之大成的奇葩——楚辭。

（一）

屈原及其創(chuàng)作的楚辭作品，千百年來最值得褒贊和弘揚的就是屈原精神。

屈原精神的內(nèi)涵極為豐富深刻，其核心和根本就是愛國。屈原表示，作為一個“貞臣”，其“上下求索”、矢志努力的目的就是“國富強而法立”。他忠于楚君，希望“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他熱愛楚國人民，看到民間苦難而“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為紀念為國捐軀的將士，他創(chuàng)作了《九歌》十一篇以祭悼，贊頌他們“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通過《招魂》和《大招》，他聲聲呼喚“魂兮歸來”。通過《離騷》，他在想象中乘龍御鳳，感嘆“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即使在屢遭打擊和挫折，理想破滅、政治前途完全絕望之時，屈原也沒有遠離楚國，寧愿追隨商代賢大夫投江殉國，以實現(xiàn)“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報國志向。

屈原的愛國精神，深受中原華夏文明的影響。他在《離騷》《天問》等作品中，稱許夏禹、皋陶、商湯、伊尹、武丁、周文王、齊桓公以及傅說、呂望、寧戚等明君賢臣，視其為盡責家國天下的楷模。

儒家強調(diào)“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孝親忠國是包含在其中的?！墩撜Z》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边@里的“父母之邦”無疑就是指祖國?！蹲髠鳌芬舱f：“臨患不忘國”。屈原作為一位博聞強志、明于治亂的政治家，又三次出使齊國，對于中原華夏士大夫的愛國思想、家國情懷自然是感同身受，并結合楚國及自身的實際情況而深入思考過的。

屈原的愛國精神同時也是植根于楚地文化的。屈原與楚同姓，并在楚國擔任過三閭大夫、左徒等職，自然了解楚國篳路藍縷、從弱到強的奮斗歷程，他的個人命運與楚國的命運是緊緊維系在一起的，因此對這個生他養(yǎng)他的“父母之邦”必定有著一種執(zhí)著的、與生俱來的愛，對重用過他的楚王必定有著一種堅定不移的忠誠，這都是不言而喻的。在楚國，類似屈原這樣的忠君愛國者，還有哭秦廷的申包胥、南冠而不忘楚音的鐘儀等。

楚地多產(chǎn)橘樹，“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晏子春秋》）屈原通過觀察并熟悉橘樹“受命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壹志” （《橘頌》）的特性，明白了樹猶如此，人生長于南國、何以離開故土的道理，立志要以橘樹為楷模，以養(yǎng)成愛國情結和高尚的人格操守（《橘頌》）；在《哀郢》中，他亦從“鳥飛返故鄉(xiāng)”“狐死必首丘”的自然現(xiàn)象中深受啟發(fā)，在國家和個人遭受不幸時更加堅定日夜不忘忠君愛國的深厚情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屈原精神除了愛國，還包括美政思想、求索精神、高峻人格等內(nèi)涵，這些與其愛國情懷又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屈原的美政思想，旨在謀求楚國的“富強而法立”。戰(zhàn)國時期，天下一統(tǒng)是大趨勢。從實力上看，七國紛爭，用《戰(zhàn)國策》的話來說，就是“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作為楚國的大臣，就是為了實現(xiàn)楚國“王天下”的目標。他的治楚方略，就是美政，主要包括兩個重要理念和三個重要措施。

兩個理念，一個是仁政治國，主張以“善”“義”為政， “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離騷》），意即回顧以往，展望未來，考察民生，只有重仁興義，方能享有天下。另一個是三代以來先賢治國理政的經(jīng)驗和共識——重視民本。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薄霸轨`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可見“民”在屈原心中的重要地位。

三個重要措施，一是舉賢授能，二是明修法度，三是聯(lián)齊抗秦?！芭e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意即舉薦賢能之人委以重任，遵循正確的道路而不偏頗。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日娭”（《惜往日》），就是要建立健全法令制度。屈原曾三次東使齊國，就是為了楚、齊結成聯(lián)盟，以應對強秦?？梢?，屈原的美政思想也借鑒、吸納了儒家等思想。

《離騷》中有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鼻瓰閷崿F(xiàn)其美政理想，勇于求索、不懈奮斗。雖屢遭挫折，但他初心不改，“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并且與阻撓其實現(xiàn)美政理想的黑暗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

屈原的高峻人格，一直為后世所稱道。

首先是偉大的氣節(jié)。屈原與楚同姓，對楚國的富強有著宏偉抱負和使命擔當。他志向堅定、格局宏大、道義深重、氣度超邁，這種磅礴的浩然正氣遠遠超出常人乃至當時的其他政治家。我們必須從屈原對楚國和天下的偉大胸襟來理解其人格氣節(jié)?！俺蓑U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豈余身之殫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屈原就有這樣偉大的志向和擔當。

其次是秉德無私的精神。屈原偉大的精神是憑藉著其心系楚室、忠貞報國、胸懷天下的崇高品格養(yǎng)成的。他以橘樹為參照和楷模，要像橘樹那樣“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為此，他自許“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努力做一個高尚的、純潔無瑕的人。摒棄私心，一心一意為楚室和天下?lián)?。這便是橘樹的又一個重要品格：“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橘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心底無私天地寬”。

其三是蘇世獨立的精神。屈原在《橘頌》中說：“嗟爾幼志，有以異兮?！闭f明他從青少年時候始，就有著獨立不遷、不隨波逐流的志向。入仕之后，他正道直行，為實現(xiàn)美政理想而奮斗，故而不與宵小為伍、恥與奸佞同列。身處逆境之中，屈原仍然保持高峻人格，始終不屈服、不失節(jié)。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tài)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離騷》）。在《漁父》中，面對漁父的勸說，“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答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庇终f：“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身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正如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的評價：“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鼻母呔烁窈蛡ゴ髿夤?jié)，尤其在讒人離間、身遭放疏、愁苦憂思時綻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成為后世仁人志士效法的榜樣，其影響十分深遠。

屈原精神取镕多元，他創(chuàng)造的楚辭藝術也如此。屈原精神當之無愧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楚辭藝術更是震古爍今的偉大藝術。

（二）

“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楚辭藝術的成就及其對后世的影響，給予了極高評價。

楚辭是多元匯融的藝術。

首先，屈原創(chuàng)制的楚辭，是對以《詩經(jīng)》為代表的四言詩的重大突破，它以一種前所未見的、富有創(chuàng)新的詩歌體式驚現(xiàn)于戰(zhàn)國時代，并成為中華文化的傳世瑰寶。

我們常說的楚辭，既是指《詩經(jīng)》之后的又一部詩歌總集，又指一種詩歌體裁。作為詩體，它本義是泛指楚地的歌辭，后來成為專稱，指以戰(zhàn)國時楚國屈原的創(chuàng)作為代表的新詩體。楚辭“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保ㄋ稳它S伯思《東觀余論》）但從直觀上看，這種詩體卻是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當時叫夏言，也叫雅言。張正明先生認為:“精神文化方面，楚人受華夏的熏陶已久。他們向華夏學來的，首先是語言文字。春秋時代，楚人盡管還說著楚言，但懂得夏言的越來越多了。楚國的貴族大抵操夏言，而且通常是相當流利的。至于文字，楚人所用的只有一種——就是夏文。借助于夏文，楚人才得以采擷華夏精神文化的繁花碩果，含英咀華，使之成為自己的文化營養(yǎng)。”（《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文獻記載，楚王君臣中不少人對《詩經(jīng)》等中原華夏典籍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屈原的楚辭用夏言創(chuàng)作就順理成章了。當然，楚辭作品中也使用了一些“楚語”語詞等。

楚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篇幅較長，結構宏大，甚至不乏鴻篇巨制，像《離騷》全詩就有373句、2490字，《天問》《遠游》等也屬長詩。有些作品，屈原將它們編成組詩，如《九歌》就是由11篇組成，《九章》則由后人把9篇內(nèi)容相近的作品編為一組。

楚辭作品篇幅增大，固然是詩人抒情的需要，但在語言形式上很有講究。受節(jié)奏韻律的限制，詩歌語句實際上是一種受約束的句子。最初的詩歌，主要是二言?！对娊?jīng)》雖雜言并存，卻以四言為主。而四言，就是由兩個二言組成的。如《周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國風》：“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而屈原諸作，除《天問》《橘頌》及《涉江》《抽思》的“亂曰”基本上用了整齊有致的四言句式之外，其他作品的全篇或部分則用了參差不齊的雜言句式。這些“雜言”，多在五言以上，六、七、八、九言皆有，最多為十言。楚辭詩句的加長，導致了篇幅的增大和容量的增加；其節(jié)奏韻律也錯落有致，奇偶搭配，抑揚頓挫；抒情也更加伸縮如意，自由靈活。個中的原因，則是屈原順應語言的時代發(fā)展要求，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了三字結構和大量的虛詞。三字結構就是將戰(zhàn)國時代大量涌現(xiàn)的實義雙音節(jié)詞與單音節(jié)詞在語義關聯(lián)和語法搭配上結合起來，形成了與二言或四言偶數(shù)結構不同的奇數(shù)結構。例如：“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國殤》），“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xiāng)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 （《哀郢》）。另外，屈原作品中還大量使用了語助詞“兮”，使這種稱為“辭”的詩體更加富有歌唱韻律之美。

楚辭對三字結構的創(chuàng)新和運用，不僅使其成為戰(zhàn)國時期的新詩體，也為后來的五言詩、七言詩的語言結構奠定了基礎。五言詩、七言詩無論律、絕，都對三字結構進行了繼承和發(fā)展。而屈原對三字結構的創(chuàng)新和使用，最主要的是受散文和楚歌的影響。

先秦散文中已先于詩歌使用了許多三字結構。林庚先生說：“詩歌語言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它之所以發(fā)生巨大的變化，這普遍的文學語言就是散文……偉大的屈原就是第一個大膽地、決然地創(chuàng)造了與當時散文一致的詩歌語言……因為那波濤洶涌的散文，在當時乃正是從來沒有過的普遍高潮。《楚辭》豐富的政治內(nèi)容是與這高潮上的散文一致的?！冻o》全新的語言形式也是與這高潮上的散文一致的，《楚辭》所以是基于先秦的諸子散文而更加典型化了的一種語言。”（《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歌對楚辭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楚歌的種類大抵有三：一是楚貴族文人雅士所作，如宋玉《對楚王問》所提到的《陽春》《白雪》之類；二是楚地巫歌，迄今雖少有文獻記載，但屈原的《九歌》乃根據(jù)流行于沅、湘之間少數(shù)民族“其詞鄙陋”的巫歌改編創(chuàng)作而成，從中不難了解其特點，其中也使用了許多三字結構語詞；三是楚地民歌，宋玉《對楚王問》說到的《陽阿》《薤露》，應該屬此。楚地民歌中有一首著名的《越人歌》，乃榜枻越人所唱，漢代劉向《說苑·善說》記其音并作了漢譯，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兩句最為人稱道。不言其他，其中“山有木”“ 木有枝”“心悅君”“君不知”就是典型的三字結構。壯族學者韋慶穩(wěn)曾用現(xiàn)代壯語對這首《越人歌》進行了破譯（《越人歌與壯語的關系試釋》，載《民族語文論集》，社會科學出版社）。可見楚辭使用的三字結構，還應當受到了南方少數(shù)民族民歌的啟發(fā)。因此，屈原是深諳夏言與楚語、楚歌中三字結構奧秘的，他把華夏與楚地特別是南方各民族的語言文化融合起來，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把詩歌寫得如此辭藻華麗、感情奔放、架構宏大、氣勢磅礴。

其次，楚辭在藝術表現(xiàn)上的另一個突出特色是隱喻的運用。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離騷》之文，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眲③脑凇段男牡颀垺分幸舱f：“虬龍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這些評論都認為屈原的楚辭和《詩經(jīng)》一樣，運用了比興的手法。但是，楚辭絕不僅僅只是運用了比興而已，它還有更深層的文學隱喻。比如，《離騷》中的三次求女，《九歌》中的迎請十位神祇，《招魂》《大招》中的招魂儀式，其中分明隱含著某種特定的意義，特別是政治含義。

屈原之所以使用這樣的修辭隱喻和文學隱喻，固是其創(chuàng)作需要，背后的原因則是他在政壇上有難言之隱。如此，他就不可能“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不可能“以彼物比此物”，而必須采取一種更加隱晦、更加婉曲的表達和抒情。就像司馬遷說的：“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边@就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上不直說、不說白了的抒情傳統(tǒng)，所謂楚辭借“香草美人”以達意、抒情的文學表現(xiàn)方法乃由此而來。我們從后來辛棄疾等人的作品中，不難發(fā)現(xiàn)其影響。屈原所用的隱喻，自然有對《詩經(jīng)》比興的借鑒，同時，他對楚地巫文化中巫術用物及其儀式中的特殊隱喻也必定了解熟悉，進而影響到他的創(chuàng)作。北方華夏的《詩經(jīng)》文化和楚地的巫文化，在屈作中實現(xiàn)了對接和融合。

楚辭在藝術表現(xiàn)上的第三個突出的特色是想象和幻想。屈原的作品，創(chuàng)造了一個個神怪百出、幻想聯(lián)翩的藝術境界?！毒鸥琛穼懙氖巧裨捜宋?、神話境象，《招魂》寫的上下四方是神幻世界，《離騷》 的三次遨游是幻想與神話的結合，如此等等，其中皆神靈飛舞或幻境相疊。不說《招魂》中 “長人千仞”“十日代出”之類的幻境，也不說《離騷》中升天入地、役使百神的遨游，就是較為寫實的《九章》， 其中個別作品也寫得很虛幻。如《惜誦》中謂嘗夢登天，使厲神為占; 《 涉江》中寫駕青虬，驂白螭，與重華同游;《悲回風》中寫攄虹捫天，吸露漱霜等，皆為神話或幻想。多用幻想 、選擇幻象、創(chuàng)造幻境，使楚辭不同于寫實的詩風，進而呈現(xiàn)出了一種“幻 ”(虛幻、神幻、幻想)的特色。

這種神幻特色確實是“千古未有之格”，在先秦文學中只有《莊子》能與之媲美。但它并非屈原的完全憑空想象，也是南北不同地域文化交匯的結果。楚辭中涉及到的許多神話傳說，在北方和南方都有流傳。比如關于昆侖、天帝的神話，關于重華、夏啟、夏桀、后羿等傳說主要流傳于北土，而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神話則流傳于楚地。神話傳說在流傳過程中就實現(xiàn)了交融。另外，楚地巫文化中迎神請神的活動，尤其能激發(fā)人的想象與激情。屈原的創(chuàng)作受此多方面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富于想象和幻想的浪漫主義特色，從而成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重要源頭。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總之，作為中國文學的經(jīng)典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粹，楚辭中蘊含的屈原精神和楚辭藝術，正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晶，體現(xiàn)了中國人獨特的審美精神，是深厚博大的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尤其楚辭代表作家屈原以其高潔人格、豐沛激情、奇麗想象所創(chuàng)作的楚騷，光耀千古，衣被百世。這充分說明，根深干壯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集大成。屈原精神和楚辭藝術世世代代傳承、發(fā)揚光大，早就融入了中華文化的血脈，并將永永遠遠滋養(yǎng)中華民族。

文：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教授  黃鳳顯

責編：張昀竹 江凌

制作·流程：張偉（見習）